不平衡的复苏
就业是最大的民生，而民生多艰。
《经济学人》4月发布了一份就业专题报告，它认为：多国失业率在2019年就已达到了1960年以来的最低点。
在民间，悲观情绪是主流，老百姓的体感一直是就业艰难，兜里的钱在被稀释，反复被当韭菜收割，996和007的内卷之下，也只为了维持生活的体面。
但这份报告并不像主流论调一样忧心忡忡，勇于去打经济学家们的脸。它将疫情对就业灾难性的冲击，解读为推动了劳工市场、就业政策的革新。并认为，从长期来看，不但就业总人数在增多，平均工资水平在提升，工人满意度超过了75%，甚至贫富差距也在缩小。
简直是，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。
这扑面而来的正能量，颠覆了老百姓的认知，也把还处在失业危机中的人边缘化。魔鬼藏在细节里，这份凡尔赛报告是选择性调查了发达国家和富裕地区的情况。
如果看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（ILO）的报告，描绘的又是另一幅景象：
2020年全球劳动工作时间损失8.8%，相当于2.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流失，是2009年金融危机时损失的4倍；全球劳动力收入下降了8.3%，相当于3.7万亿美元损失，占全球GDP的4.4%。
ILO认为，诸多就业统计数据中，平均收入水平的上升是一种虚假繁荣。
这种“幸存者偏差”的统计方式，将实际情况是陷入长期失业的低收入群体，排除出了就业统计的范围，使数据上平均水平在提升。全球范围工作岗位在减少，尤其是低技能岗位的需求明显下降。
既有一天入账208万的流量明星，也有需要下班后兼职开出租、送外卖的中年人，等着领救济金的人排成长队。
“如今劳动力市场是在逐渐复苏，但未来仍是脆弱的、高度不确定的。”国际劳工组织盖棺定论。
这两种背道而驰的就业论调，呈现出一个撕裂的世界。
一个是欧美世界，把控丰富的疫苗资源，国家社会逐渐恢复常态，经济复苏并开始做出通胀调控；
一个是亚非拉世界，仍在疫情阴影中沉沦，比如印度，疫苗稀缺、医疗资源紧张成为常态，国家经济陷入停滞。
进入2020年代，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构从不平衡的复苏开始。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加深，既在破坏市场，也暴露出部分国家政府缺乏能力，最终受苦的仍是底层人民群众。
各国“保就业”的手段并不多，第一是投资刺激经济，用发展的增量带动就业；第二是撒钱、救济和补助，靠转移支付来保障居民收入。两者都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来支撑。
美国能拿出1.9万亿美元纾困计划，3万亿基础设施建设计划，使其失业率缓解、股市高度繁荣、人民也拿到了补贴。灯塔国风景一片大好，但被推高的财政赤字、美债又是谁在买单呢？
国力的参差将带来新一轮的复苏不均衡。不同行业受到的冲击和恢复速度也不一样，一些行业更具抗风险能力，甚至迎来了多年不遇的风口。
典型案例就是网上购物、餐饮外卖、远程办公等线上经济新业态，疫情中在全球都迎来大发展，并成为了吸纳就业的压舱石。
据《纽约时报》统计，仅过去半年就有35家硅谷新贵上市，涵盖外卖、云计算、会议软件等领域，总市值超过4460亿美元。
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.2万亿元，占GDP的38.6%。从就业上水平看，中国数字经济可容纳的就业规模就超过了2亿。像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员、网络主播等职业去年都发挥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。
据统计，去年光是在美团就有超过470万骑手获得收入。截至2020年底，累计已有超950万骑手在美团实现就业增收。四舍五入一下，每1000个中国人里就有7人曾靠送外卖挣过钱。
流动的劳动力
让中国人产生就业焦虑的因素太多了。
只要面对城市房价节节攀升、地方县城房价冲3万的巨大压力，绝大部分“图钉帽阶层”都会觉得工资还不够高、工资为什么不涨、加班怎么这么多，试问谁不会掉发秃顶呢？
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（16-65岁）从2013年开始下降，标志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；就业总人数在2017年达到7.76亿人后，也已连年下降。人口普查数据马上就要公布，预测中国将在未来3-5年达到人口峰值。
如果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跌破50%，还会出现消费乏力、福利承压、产业空心化等连锁反应。
去年以来，中国一直在推行“六稳”“六保”，保就业被放到任务首位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国新增就业1186万人，城镇失业率全年平均为5.6%。今年一季度已实现新增就业297万人，失业人员再就业103万人。
而天平的另一头，是今年还需新增1500万就业的巨大压力，是909万高校毕业生的“史上最难就业季”。
在这个“万元工人招不到，三四千学生一大把”的年头，人们对于工资的预期特别美好，而一个螺丝一颗钉的生活太过现实。观念错位和就业结构的扭曲，让天平两端一直在进行痛苦的平衡。
2021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377万，创下了历史新高，选择升学来延迟就业的人数增多。
而公考人数也在靠近2018年峰值。毕竟对绝大部分人而言，生活终归平凡，那么最稳定、最有确定性的，就是绑定“长期看好中国”，分享制度红利去对冲大环境的风险。
制造业的用工荒是现在最热的话题之一。富士康流水线的工人工资5000元，温州普工招人要开出6000元条件，茅台招工人的待遇是年薪10万。
高端制造业才开始爬坡，产业升级不够快，规模不够大，工人待遇无法普遍提升，那么当前的情形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。
新一代的年轻人也更愿意四处流动、频繁换岗，去大城市“看看远方”，而不是一直呆在工厂搬砖。
过去30年，农村剩余劳动力先是进入制造业，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农民工。如今服务业的发展增速更快，劳动力从低端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。
如今真正要解决的，是过剩的农业就业劳动力，向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化。让这部分人能更快提高收入，也填补了二三产业的劳动力空缺。
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.85亿人，减少了1.8%。跨省流动农民工减少了456万人，下降了6.1%。
农民工规模及增速 图源：统计局
劳动者用脚投票、自由选择，向着更高收入的行业流动，依靠市场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
就以外卖骑手来说，美团骑手中有近20%之前是没有工作经历的。当一名黄骑士是他们人生中除了务农以外的第一份工作，也是他们从老家进入大城市门槛最低的职业路径。
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表示，
世界经济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复苏引擎，即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基石：人人都有广泛的就业机会，有接受技能培训的机会，体面的工作条件，可持续的企业，充分的社会保护和加强性别平等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推动生产率增长、购买力以及提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。
寻找向上的通道
社会上有一股明显的情绪变化。
每天早上，一个企业家睡醒，就要还银行上千万贷款；一个流量明星睡醒，要算今天的208万何时到账。而此刻，打工人早已在地铁上挤在一起，担心会不会迟到扣钱。
10个中国人里面，或许9个想着投机致富，人人都在寻找财富密码。所以这几年打着投资顾问、理财资讯名头，实际上是金融诈骗、传销活动的生意这些年越来越好做。
疫情后这一年多，更多人认清了阶层固化、上升通道收紧的事实。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（每月2682元），人均GDP则是72447元（突破1万美元）。用人均收入÷人均GDP得到的比例仅为44%，在国际上是中低水平，国家财富和老百姓获得更高收入还要靠共同富裕来拉动。
2020年，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072元，同比增长2.8%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.56，比上年缩小0.08。
提升劳动性收入、弥补鸿沟，让农民、工人、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可能性。不论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，都会经历一个再教育和学习充电的过程，通过发展各类层次的在职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，这让一个人的职业生命有了更多变量。
厂弟厂妹忍不住要提桶走人，不想在流水线上一天12小时打螺丝；中专毕业生磨炼一身实操技艺，也能去分享数字经济红利的机会。
据美团研究院调查，其专职骑手中，有24.8%之前是工厂工人，有15.8%是从餐饮酒店里出来的。这些骑手梦想以后能够自己创业、开店做生意，现在送外卖的工作让他们更了解世情百态，锻炼自己在城市的本领和人脉。
“对于骑手来说，这份工作不仅是稳定的收入来源，更是他们融入城市，打开职业道路的通道。”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孟泉博士表示。
可能城市精英们很难理解，但这就是现代新型农民工，通过与城市居民互动，发现和建立自己社会资本的方式。毕竟一门好的生意和创业模式，总是少不了对于大众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观察。
这种“接地气”的社会资本积累方式，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作用很大。
美团近日推出了“站长培养计划”，就是想为百万骑手设计出一条职业晋升、发掘潜力的道路，进一步开放配送站站长、合作商管理岗、客服、培训师、人事经理、运营等岗位。
2020年新晋站长中，超过80%的人有过骑手经历，超过30%的骑手有晋升配送站站长、合作商管理岗等岗位的意愿。
安徽阜阳人陈永林原来是河南郑州一名普通骑手，由于业绩突出、管理能力强，在3年时间里，从骑手一路晋升为站长、城市经理、美团合作商公司VP。如今，陈永林要负责近千名骑手的日常管理与调度。
正是有这样的机遇在，才让拐点时期的中国社会中，普通人还能通过努力和勤奋来提升自己的阶层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。
结语
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制造业强国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向高端制造业攀登过程中，必然会降低一些低技能岗位的需求。
劳动力会出现收入分化，中低收入的群体想提高收入，会流向更先进的赛道。而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，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头。服务业和面向消费端的数字经济的就业岗位在总招聘中占比高达60%，需要大量的人才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如今企业存在的使命就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，用商业的办法来解决。而广大劳动人民，凭自己的本事吃饭，发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，也是一种价值飞跃。
